中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，民法总则，在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。此次会议，对草案作了126处修改，其中“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”的条款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民法总则，为“见义勇为者免责”，为好人“撑腰”，让正气得以呵护，这既充分彰显了良法善治的理念，也显示了民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有效对接，展示了社会文明的进步，有利于匡扶社会正气。  

    法律为见义勇为者“撑腰”壮胆，让见义勇为者从法律上得到了最有权威的呵护，这也是立法的责任担当。见义勇为是一种无偿的、善意的人道主义行为，理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，救助人理当享有免责的特殊待遇。法律为“见义勇为者免责”，这不仅保护了善行善举，更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。这对于修复社会信任，巩固社会道德体系建设意义重大。同时，这也是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守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提升完善社会治理的关键之举，是推进法治与德治完美结合的有效途径。    

    社会良善风气的养成，需要道德涵化，也需要法制建设。见义勇为、守望相助、助人为乐、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，是受人类道德规范支配的行为，体现的是人的道德水准，一直以来也被民众所认同和发扬。而近年来，以由于社会的变化以及法律法规的瑕疵，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等道义行为存在隐忧和风险。尤其自从彭宇案宣判后，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事件，时常出现在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上，不少人对救助他人产生了恐惧心理，导致“扶不起、救不起”逐渐演化成社会问题。“扶不起、救不起”并非民众缺乏爱心，而是怕因扶摔、救急遭遇讹诈，担心“惹祸上身”而最终退缩“见义不为”，这一切不仅有道德层面的因素，也跟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有关。常言道；坏制度，能把好人逼成坏人，好的制度，能让坏人变成好人。18世纪，英国将囚犯运往澳洲做工，运输承包给私人，政府按上船时运的人数付费，船主为牟暴利严重超载，死亡率离奇，政府无奈改制：由上船时按人数付款，改为下船时按人数付款。死亡率骤降到1%。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：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，不好的制度，能让好人变坏。邓小平同志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。    

     要避免道德滑坡，“善有善报，”“好人有好报”需要法制的支撑。如今“见义勇为者免责”己入法，把让好人有好报的愿望和呼唤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，从制度设计上为好人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。这样有法律在，好人不难做。有了法律的保护，好人们再也不会为“扶不扶”“救不救”“帮不帮”等问题上产生纠结，再也不怕“引火烧身”，可以更有了底气地投入行善事、做好人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危难时候显身手。使“善有善报，”“好人有好报”成为社会的道德信仰，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，在全社会释放出的强大正能量，形成崇德向善、见义勇为、诚信守法的良好社会风尚。    

    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”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如今“见义勇为者免责”己入法，制度推动“中国好人”成风尚，“善有善报，”“好人有好报”这一道德信条将牢牢根植于人们心中。我们相信随着民法总则的通过和实施，在法律的保障和指引下，这一最彻底的“好人法”能够进一步激发人们的互助精神，涵养社会美德。如此以来，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更美好，我们的生活将会更美好，我们的人生将会更美好。